“南京大学。”苏珊娜说。

“一九六四年。那是乐与北京建不久，中国外决策者想靠法语突破——你们称为‘反华大合唱’的局面。几所大学在黎学中文的研究生中请法语教师。阿尔丹那一年正在写《桃扇》的论文，二十六岁。之后，他永远也没写完论文得到学位。他永远没有成为汉学家。”

机轰响的声音。碧蓝的天上，英法两国联合设计的协和飞机，一个有着颀长脖颈的大雁，二十世纪技术唯一有的制造，正飞过黎，轻盈，像个飞车走者直穿而过。他发现，尽是游客的街上人们都抬往天空望：一长长的痕线从云间垂落。

“文化革命”一来，阿尔丹成了黎造反学生的领袖之一，法国红卫兵的儿！他想她在中国也肯定在造资产阶级的反，如果她还活着的话。打倒资产阶级，他们就能团圆。阿尔丹至今被法国知识界称为“派”当两边的“文革”都变成笑料和窘困的题目时，他不再激情政治鼓动，也不那么拼命寻找。三十年过去了，他至今不知那女学生的生死，十年前他问过北京驻法使馆，他们很客气，帮他找过，说毕业后几次调动工作去向不明。他自己又到大陆，找到南京大学法语系，那里的教师也说那个女学生，似乎在“文革”中毕业了，被分到很偏远的县城，后来就不知下落。

零散的句，相互穿，不规整地在这一刻，从他的脑里鱼贯而。飘着香的风中，他长长地吐了气。汽车、人声的喧闹变得很柔和，轻轻地被隔开了去，他已看得见卢浮，还有更近一些的老凯旋门。绿珍珠咖啡馆有二百年历史，苏珊娜电话里说。他说这样好，离谁都不算远。

他们的脸一式钢铁铸的，一滴泪也挂不住。他们的服饰一式绿，闪着灼人的光焰。他们懂得怎样让我饥渴，让我满心懊丧。他们像影，又像蚊虫尾随，靠我的苦楚舞蹈。他们多悍！让我的一只手偷走我的另一只手；让我的一只脚偷走我的另一只脚，再也到不了她的面前。

他也发现阿尔丹的作品，每次说的故事不一样，一会儿是秦淮名之后，一会儿是革命之家异端女儿。

她在莽莽苍苍的黑暗中摇曳。雨雪霏霏，冰雹试比刀枪齐奏的嘹亮。暮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生树，群莺飞。三山外的青天，白鹭洲畔，一个梦另一个梦，是石都成，是都成石。可是我的咙，嘶哑的咙，能够对你们，对那个陌生的东方，说的唯一名字，仍然只有温柔纤秀而古典的她。

我问过他，他说这是扇上的血，由艺术理。总之，那姑娘是他的学生。突然有一天不知去向，他认为她被关押起来，必须救她来。于是他停止上课，在北京、黎、南京三地到奔走，通过驻华使馆，上诉法国外。回国后，四发表文章呼吁帮助，这在“文革”前中法关系中算是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。

“我想是真的。”苏珊娜不自然地笑了笑，把镜托上鼻梁。“至少阿尔丹认为他是真！”她说“那姑娘究竟是不是他，他们中间发生过什么，我看阿尔丹自己也说不清。”

“你怎么知得如此详细？”他的声音僵起来。

“哪一年？”

“那他作品中那位中国姑娘是真有其人，倾城倾国，”他轻淡的吻像自言自语，但又不像“他和她真的相？”

第二天一早他到学校。在教师餐厅吃完中饭，路过学生酒吧门，从里面拥一群嘻里哈拉的学生，带着的啤酒味和烟味。他推了推镜，不错，倚墙和一个男孩边说边走的个女孩，就是他找了一个上午的苏珊娜。他和苏珊娜来到楼外的草坪。气温陡然升，草坪和石阶上的人纷纷脱去大衣、外，在太下看书聊天。还是他一语搅碎了宁静的气氛：“阿尔丹在中国哪所大学教法语，你知吗？”

鸟叫，单调而无顾忌。树枝被啪嗒折断，衔在尖扁的嘴里，扑闪双翅，在屋檐的瓦片空隙搭巢。草坪一侧小路，是一些徘徊的脚步，自在轻松。一丛芦苇繁茂，依着一硕大的栗树，那里人少，光线亮得颤颤悠悠。

“那

那天他决定晚上时间重读阿尔丹的《莲者》，心想，或许自己已经获得了解释的钥匙，以前他草草翻过，只觉得冷而丽，似可解不可解。可仔细一读，便被那郁涩的状卷裹了，几乎一夜未睡。

“我研究阿尔丹。”苏珊娜还没等问完就回答，早就等着这问题似的。